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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丨一线城市如何留住人才

2019-11-09 14:42:20 4511次阅读
[摘要] 而深圳作为我国一线城市,由于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导致当地创意人才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深圳市近五年共制定和发布了43个与高层次人才相关的政策,平均每年8.6个政策,涉及高端人才的引进、培养、激励、优惠等多

凤凰网特别观察员王伟和窦贾蓉

编辑任·管青

开创凤凰网政务

最近,毕业生报名参加华为100万年薪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据悉,华为已经发布内部文件,公布了八名尖子生的年薪计划,全部为2019届毕业生,最低年薪为89.6万元,最高年薪为201万元。

除了华为“用宝贵的钱买骨头”的决心,更大的背景是近年来在南京、Xi和其他城市发起的几轮人才大战。住房、安置和补贴等地方人才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正在推动国家人才结构的重塑。

那么,面对二三线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应该如何打造人才高地呢?三个一线城市中哪一个有更“势利”的人才政策?谁最有决心买骨头?一系列人才政策中哪一个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本文揭示了北京、上海和深圳创新人才政策的秘密。

01

北京、上海和深圳:谁的性价比最好

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和大城市生活压力的增加,城市的“性价比”成为创新人才必须关注的话题。

为了建立客观可靠的城市创新人才吸引力评价指标体系,作者选取了中国知网在人才吸引力评价中引用次数最多的10篇文献,从文献中提取评价体系,并对指标进行统计。通过选取重复率高的指标进行梳理,结合创新人才的特点,最终确定了本文采用的指标,包括4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同时,作者分析了北京、上海和深圳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如表1所示。

为了方便比较各个指标,作者计算了各个指标与三个指标之和的比值,并制作了雷达图,如图1所示。

(1)生活环境

这三个城市的房价几乎一样。深圳商品房价格与城镇居民年收入之比最高,约为0.93。这意味着购买100平方米的住房需要93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之下,北京和上海的这一比例较低,分别为0.82和0.79。

总体而言,上海的社会公共文明、卫生保健和道路交通环境高于其他两个城市。例如,上海每万人有85张床,远远超过北京的51张床和深圳的28张床。

北京和上海通过丰富的教育资源在未来的发展中显示出巨大的优势。然而,深圳作为中国一线城市,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导致本土创新人才可持续发展能力薄弱。从儿童教育环境来看,北京和上海的公共教育支出占本级总预算支出的10.4%,而深圳仅为6%。

此外,应加强深圳公共服务水平建设,为人才营造安全宜居的生活空间和氛围。邮政通信设施的速度也应满足人才需求,提高政务窗口服务水平。

(2)工作环境

国际交流和展览的数量反映了这个城市的国际氛围。深圳的数据是61次/年,北京的数据是258次/年,上海的数据是335次/年。与北京和上海相比,深圳的国际化水平较低。这三个城市的工资接近1万英镑,政府对科技的投资比例北京为4%,上海为5.8%,深圳为4.4%,相对持平。

(3)经济环境

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06,400、103,100和158,000,其中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然而,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633元/年,与北京52859元/年和上海52962元/年相比是最低的,表明深圳的贫富差距略大。

就经济增长而言,上海有很大优势。上海三年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4.4%,远远超过北京的7.3%和深圳的8.5%。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城市存在的基本属性,对任何城市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对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的人才更具吸引力。

(4)政府环境

与北京和深圳相比,上海对人才创业的支持力度最大,这表明“政府环境”对上海人才吸引力的影响最大,并保持了上海对人才的高度吸引力。大量引进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实施也为上海聚集人才铺平了道路。

02

北京-上海-深圳人才政策:谁最有效

在意识到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后,哪个城市有最有效的人才吸引政策?本文回顾了北京、上海和深圳2012-2016年的五年人才政策。

政策的定量分析

从上图可以看出,2012年至2016年北京市的政策数量呈U型分布,其中2012年政策数量最多,2014年降至最低,2014年至2016年出现反弹。大概是围绕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的指导思想,北京发布了《北京人才发展规划》。在接下来的2011年和2012年,各种人才引进政策迅速涌现。到2014年计划中期,这些政策相对完善,所以它们稍微放缓,并在2015年后开始繁荣。

上海的整体人才政策是“S”,2012年的人数最多,2015年达到新的高峰。在那之后,它下跌了,因为各种政策相对完善,因此略微放缓。2016年,为放开人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实施意见》。在以往政策的基础上,《人才新政》提出了30条意见,进一步降低了门槛,增强了可操作性。

五年来,深圳制定并发布了43项高层次人才相关政策,平均每年8.6项,涉及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训、激励和优惠待遇。其中,2012年和2016年发布的人才政策数量最多,达到13项,而2013年发布的人才政策数量最低,只有4项。根据对政策文本的研究,深圳“孔雀计划”始于2012年。由于该政策的长期性,为了避免重复和冗余,随后相应减少了该政策。从2013年到2016年,政策数量反弹,反映出深圳对国内外高层次人才的日益重视和需求。

类型分析

语言类型是指政策颁布时采用的形式。本文将这三个城市的政策语言分为9类,包括:通知、法规、计划、细则、意见、方法、决议、纲要和计划。体裁由政策水平、实施程度和目的等因素决定,具有不同程度的标准化、约束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2012-2016年北京市人才相关政策的分类,可以发现《办法》、《通知》和《细则》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38.9%、27.8%和22.2%。其中,《办法》政策框架完整,对程序和条件的规定相对明确,具体实施情况描述详细,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约束力。但是,《通知》的政策层次较高,实施细则由其他政策补充,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较弱。“意见”是指政策的一般原则和具体实施。规范性、约束性、指导性、可操作性强。

上海过去五年的人才政策可分为六类:法规、意见、计划、措施、计划和细则。规章、意见和计划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共11项,占总数的58%。二是方法、程序和细则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占总数的42%。可见,上海的政策偏好相对均衡,覆盖面广,相对均衡的政策能更好地增加人才的吸引力。

深圳人才政策中,有11项法规、意见和计划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约束性,占总量的25.6%,而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法、计划和细则占总量的74.4%。前者通常从宏观角度要求高层次的人才政策,而后者则是具体方面的详细描述,反映出深圳过去五年的人才政策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制定了高层次人才相关优惠政策的详细说明,降低了人才引进的政策阻力。

03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人才政策分析

(1)水平维度:策略类型维度

本文在罗塞尔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采用了供给政策、环境政策和需求政策的分类方法。

其中,基于供给的政策工具对吸引人才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基于需求的政策工具有拉力,环境政策工具对吸引人才有间接影响,如图4所示。

(2)垂直维度:政策重力维度

人才政策作为吸引城市的重要政策力量,往往成为人才选择城市就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充分发挥人才政策的吸引力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和能力。基于以往对人才政策的回顾和对城市创新人才吸引模式的总结,人才政策的吸引一般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生活环境吸引、工作环境吸引、经济环境吸引和政务环境吸引。如图5所示。

本文以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人才政策文件为基本分析单元,对每个政策中包含的政策单元进行编码,形成编码表。

如表5所示,北京的政策工具主要是供给导向和环境导向,分别占43.7%和42.3%,而需求导向的政策内容相对较少,只有16.3%。供给导向政策是保持人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以环境为导向的政策为城市吸引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以需求为导向的政策为城市不断自我审视和积极发现自身不足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

上海全面运用以供给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和以环境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并细分为10个子类别。

在三种政策工具中,上海的供给导向型政策工具约占43.3%,使用频率最高,反映出上海市政府部门非常重视营造有利于吸引人才的供给导向型政策环境。进一步分析发现,在2012年至2016年的供给导向政策中,资本投资占相当大的比重,其次是人才培训,其次是人才信息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三类投资的总和不到30%。这表明上海在以供给为导向的创新政策工具方面最注重资本投资和人才培养。

从表中可以看出,深圳全面运用了以供给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和以环境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其中,基于供应的政策工具使用率最高,占57.05%,而基于需求的政策工具使用率最低,仅占8.05%。深圳的财政支持很强,但人才培养政策和人才信息支持政策有限。只有引进人才在快速发展时期具有明显优势,但从长远来看,人才培养是迎接时代挑战的最根本途径。

北京、上海、深圳政策重心维度分析

北京的人才政策工具侧重于经济供给和环境,如图6所示。这是由于北京作为首都和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双重地位,它得到政策的支持,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然而,在大规模创业和创新的背景下,北京的人才缺口仍然巨大,房价高企等生活成本的压力抑制了渴望留在北京努力工作的人才。因此,只有重视经济政策支持,消除对人才的担忧,才能显著提高人才的保留率。

上海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的重点主要是资本投资和人才培养,如图7所示。自2012年以来,上海对资本和人才的重视程度逐年下降,但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增强的趋势。虽然其他三类政策工具尚未成为任何时候的主流政策工具,但它们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深圳的政策工具中,政府的支持比其他三个都大。然而,先前的分析表明,虽然政府层面的政策工具在比例上有优势,但它们大多强调标准化,不容易操作,如图8所示。在引力的四个维度中,工作维度的政策工具比例最低。原因是它与第二个经济层面密切相关。对许多高层次人才来说,往往给予大量的经济补贴,这增加了经济层面的政策,导致工作中的政策差距很大。

04

北京、上海和深圳:如何种植“梧桐树”

通过梳理、比较和总结,梳理出北京人才政策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少而不全”,即人才短缺问题尚未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导致政策缺位。第二阶段是“多而乱”。政府部门提出了培养和引进人才的政策方向。各种政策蓬勃发展,但缺乏集中协调和分类优化。第三阶段是“细化和完善”,即经过不断优化,政策体系达到最优状态,各个机构和部门根据人才需求的紧迫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政策倾斜。

因此,对北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整合人才管理部门,明确管理主体,实现人才政策的统一制定、颁布和实施。北京正面临非资本核心功能缓解和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综合型人才是政策目标,应列为首要目标,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科技水平高,创新实践能力强,示范效果强。

二是明确人才需求类型,发现人才缺口,提高人才引进的针对性。以首都教育资源为基础,从人才引进到人才培养的转变将为北京人才的长期供给提供源动力。

三是优先引进人才,逐步转变为培训与引进并重的政策取向,为北京人才的长期供给提供源动力。

新政策实施一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对上海来说,人才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仍然存在瓶颈,很少有以需求为导向的政策难以拉动市场需求。为了建设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上海仍然缺乏顶尖人才、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层次人物和创新团队中鲜有亮点。科技成果被转化为较低的回报。人才管理机制缺乏活力等。笔者对上海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创新人才体系,统一人才市场。牢牢把握上海人才发展的核心理念“科教兴市、人才强市”;在规划重点上,要结合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着眼于人才短缺,抓紧引进一批高水平的海外人才。为了解决人才市场垄断问题,人力资源市场需要整合劳动力、人才和人力资源市场,实现当前的体制改革。

二是构建工作机制,整合教育资源。上海需要引进一批符合“四个中心”建设需要的海外人才。通过竞标,我们将重点关注一些公共机构,引进国际高水平的创新研究和管理团队。为了适应上海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必要整合创新教育资源,使高校能够自主调整学科,进一步落实办学自主权。

三是改革教育体制,培养综合复合型人才,进行制度创新,整合人才市场,将江浙优秀人才纳入自身使用范围,提供相关保障,实现长三角地区人才共享。根据上海人力资源数据库提供的信息,基于多层次网络人才需求机制和多学科联动,建立了基于现代信息的“人才共享”信息平台系统。

在从数量、文化和多维度对深圳过去五年的人才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后,笔者认为深圳应注重以下两点:

1.人才政策的制定应避免过于强烈的规范性和限制性,政策文本的内容应符合文本类型的特点。人才政策的制定应从实施的角度出发。在强调政策导向的同时,要控制约束,注重人才,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避免政策标题与文本内容的冲突和形式主义。

2.在现有经济优势的基础上,推进人才多维优惠政策的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根据城市不同时期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在时间轴上改变不同方向的政策比例,提高人才政策的效率,吸引大量不同需求的高层次人才,为深圳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作者是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王伟和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窦贾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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